2019年1月的达沃斯，雪压阿尔卑斯山麓，一场专访正在小镇一间不起眼的会议厅里进行。坐在镜头前的是比尔·盖茨——那位早就把自己从微软CEO的宝座上退下来、一心扑在慈善事业上的＂硅谷元老＂。 采访者直奔主题，问他：站在2019年初回头看，这个世界给他的印象是什么？与过去几年相比，眼前的挑战又有什么不同？盖茨没有绕弯子。 他说，自己最担心的是两件事：一件是中美关系，另一件是英国的处境。顺着这个话头，他抛出了那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狠话——＂假如美国认定未来十年要和中国开战，那也千万别提前告诉中国。＂这是一句典型的盖茨式反讽，带着技术人的冷幽默，又藏着老江湖的分寸感。 它看上去像一句玩笑，细品却是一记闷棍：把对手摆在＂假想敌＂的位置上，等于亲手帮对方按下了加速键。要听懂这句话里的分量，得先看清说这话的人是谁。1955年，比尔·盖茨生在西雅图一户中产之家。 父亲是律师，母亲从事教育工作，家里的饭桌不吵政治，就吵逻辑。13岁那年，他第一次把手指按在电传打字机的键盘上，从此和编程绑定终身。 1973年，他考进哈佛大学主修数学与计算机，两年之后却潇洒地把录取通知书束之高阁——他要去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，和老友保罗·艾伦合伙开一家小公司。那家小公司只有两个人，一台机器，一门BASIC语言。 1975年挂牌时，连＂微软＂这个名字都还没有正式拼法。真正改写它命运的是1980年——IBM要为自家个人电脑配一套操作系统，兜兜转转敲开了微软的门。 盖茨接下这笔生意，用MS-DOS换来了日后搅动全球的底层话语权。1985年，Windows 1.0面世；1990年Windows 3.0大卖，PC时代被正式点燃。 盖茨能把＂卖软件＂做成一门长盛不衰的生意，恰恰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：技术这个东西，一旦被关进保险箱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。所以当2019年的话筒递到他面前，问他怎么看中美之间越来越紧的那根弦时，他给出的答案并不奇怪。 他说，问题在于双方正在陷入一种＂对抗性言辞不断升级、理解对方的意愿反而不断减弱＂的局面。彼此固守己见，零和思维悄悄上位，像一层灰慢慢盖住窗户，谁也不愿意伸手去擦。 这句话听着抽象，其实很具体。两个大国本来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多得很——应对气候变化、推动经济增长、驱动基础创新——盖茨把这些叫 作 ＂正和博弈＂。 意思是：你多一分，我不少一分；大家合起来，蛋糕一起变大。可一旦换成零和思维，画面就反过来了：你多一分，我必少一分；大家都盯着对方的碗，谁也顾不上自家的锅。 采访者没有放过他，继续追问：外界常说中国得在国际贸易体系里＂做得更多＂、＂更称职＂，这似乎正是当下压在中国身上的压力，盖茨怎么看？他没有顺着话头去附和。 他说，在这个话题上，中国其实是愿意坐下来谈的。但如果走到＂认定所有中国设备都是坏的、认定中国不能搞新创新＂这一步，那就走到了荒唐的另一端。 他也承认，中国有一些议题确实需要正视、需要往前推进。他对此抱有希望，相信最后能走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结果。这段表态值得咀嚼。 它既不像某些硅谷同行那样把中国描绘成洪水猛兽，也不像某些商业掮客那样把中国夸成遍地黄金。盖茨的态度更像一个老派工程师——先把事实摆上桌，再谈分歧，不往极端里绕。 接下来的一问，更接近今天我们正在争论的那条暗线。采访者问：外界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突进高度关注，以他对技术的了解，中国是不是已经在人工智能、在若干关键方向上超越了美国？ 盖茨没有去画那种让观众热血上头的＂中美排位图＂。他的回答冷静得近乎无趣：按今天技术演进的方式，想说某一个国家整体处在某一水平、另一个国家处在另一水平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判断。 他顺势抛出一个几乎是常识、却总被政客遗忘的判断：＂若要在世界中间划一条线，说＇从此以后一半的世界要对另一半世界保守秘密＇，对于一项以民用为主、由学术界推动的技术而言，很难想象这种做法真能走得通。＂ 任何想把它关进单一国家、单一公司保险柜里的尝试，到最后都会被开源社区的洪水冲开一条缝。而盖茨之所以敢这样讲，不仅因为他看得懂代码，更因为他亲历过一次相似的历史——个人电脑的普及。 那次革命没有一家公司吃独食，没有一个国家把所有活都干完，而是无数人在公 开 生态里添砖加瓦，才有了今天躺在每一张办公桌上的那块屏幕。 采访接近尾声时，采访者给了他一个总括性的问题：把全球健康、国际关系、整个世界的形势全算进来，他今天比三四年前更乐观，还是更悲观？盖茨的答案是：更乐观。 原因只有一个——科学还在往前走。他相信人类终将造出新的疫苗，相信阿尔茨海默、肥胖这些顽固的病症会一个一个被攻克。 但他同时坦言，中美之间的紧张、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、各国国内接二连三的难题，确实构成了让人睡不好觉的短期逆风。这是一种典型的盖茨式答复：长期看好人，短期不骗自己。 乐观是建立在历史规律上的——天花能被根除，是因为冷战时代的美